1936 年夏，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聚光灯下，希特勒正通过镜头向世界展示所谓 “雅利安至上” 的神话。但在纳粹官方纪录片的某个不经意的帧里，两个身着改良旗袍的东方身影悄然入镜 —— 她们手扶栏杆鼓掌，其中一人将素色手帕系在栏杆上当作临时国旗，另一人则悄悄把辫子盘进贝雷帽。这短短一秒的影像，成了刺破纳粹宣传迷雾的微光，也定格了中国女性首次踏上奥运赛场的模样。这两个姑娘，是 17 岁的游泳选手杨秀琼与短跑选手李森。

彼时的柏林奥运会，早已沦为希特勒的政治秀场。为打造 “优等民族” 假象，纳粹斥巨资修建场馆，强制犹太运动员退赛，甚至在纪录片中刻意美化雅利安选手的体魄。而远渡重洋的中国代表团，却带着一个积贫积弱国家的窘迫：69 人的队伍，路费是靠临时变卖大米、拉烟草赞助凑来的，所有人挤在邮轮三等舱，机房的轰鸣彻夜不停。李森和杨秀琼夜里睡不着，就轮流到甲板练跳绳，生怕肌肉松弛影响比赛；杨秀琼带的泳衣还是两年前远东运动会的旧款，边角早已磨出毛边。

8 月 8 日的女子 100 米自由泳预赛成了杨秀琼的战场。那天柏林气温骤降，露天泳池水温只有 19℃，比训练时低了近 5 度。站在起跳台上，这位被誉为 “东方美人鱼” 的姑娘紧了紧泳衣带子 —— 谁也不知道，她前一天刚因水土不服发起高烧。发令枪响，杨秀琼跃入水中，却在折返时突然抽筋，手臂划水的幅度越来越小。最终她比同组第一名慢了近 20 秒，无缘复赛。上岸时，她嘴唇紫得像涂了墨，德国护士递来毛毯，她却摇着头说 “我不冷”，指尖却在悄悄发抖。这段画面被镜头记录下来，纳粹剪辑师或许觉得这个瘦弱的东方姑娘构不成威胁，竟未将其删减。

三天后的田径赛场上，李森面临着另一种困境。她原本的钉鞋在途中被压坏，只能向其他代表团借来一双小半码的鞋。100 米预赛起跑前，她反复把脚往煤渣地上蹬，试图让鞋子贴合脚掌，脑子里只剩出发前教练说的话：“跑起来，让世界看看中国女人的脚不是裹着的。” 枪响的瞬间，她辫子飞起来像两根绷紧的毛笔，可不合脚的鞋子终究影响了速度，12.8 秒的成绩让她止步小组第五。但裁判在成绩单上第一次写下 “CHN” 后缀的女性名字，这个简单的标记，在当时西方媒体充斥着 “东亚病夫” 的讥讽中，显得格外沉重。

赛场之外的遭遇更显心酸。抵达奥运村时，她们被分到没有纱窗的小房间，蚂蚁顺着墙缝爬进被褥，同楼层的外国男选手半夜光着膀子串门，吓得两人用行李箱顶住门。吃饭时，其他国家选手有专门的营养餐，她们只能啃干面包就凉水。但即便如此，李森仍坚持每天写训练日记，杨秀琼则会对着镜子练习微笑 —— 她们知道，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被当作 “中国形象” 审视。有次在奥运村遇到德国记者拍照，杨秀琼特意把旗袍领口抚平，李森则把借来的运动袜拉到膝盖，“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输了气场”。

这两位姑娘能站在柏林赛场，本身就是个奇迹。杨秀琼从 10 岁起在香港南华游泳场学泳，父亲是南华会会员，常带她姐妹俩泡在泳池。1933 年第五届全运会上，她一人斩获五项冠军，“美人鱼” 的称号传遍全国，连《北洋画报》一年就刊登她 35 张照片。而李森从上海中西女校毕业后，靠着在菜市场跑送货练就的速度，硬生生闯进选拔名单。在那个女性游泳还被视为 “伤风败俗” 的年代 ——1933 年济南游泳池启用时，女性开放日全天仅四人敢下水 —— 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旧观念的挑战。

影像未曾记录的，是她们赛后的人生轨迹如何与家国命运交织。回国途中，船经新加坡，华侨凑了 2000 美金塞给代表团，说 “别嫌少，下次再来”，李森把钱缝在贴身衣物里，生怕被海盗搜走。抗战爆发后，李森随学校内迁云南，每天跑山路给前线送药，学生问起奥运经历，她只笑着说 “跑得不快，但跑得很远”。杨秀琼在香港沦陷后，利用自己的游泳特长为盟军送情报，把文件塞进游泳帽，深夜游过维多利亚港，水冷得和柏林那天一模一样。

如今再看这段褪色的影像，两个瘦小的身影在纳粹搭建的宏大舞台上，显得格外倔强。希特勒想通过奥运证明 “种族优越”，却没想到胶片会记下这两位中国女性的存在：她们没有奖牌，却用抽筋的手臂、不合脚的钉鞋，在 “雅利安至上” 的谎言上划开了一道口子；她们未曾被镜头特写，却让世界第一次在奥运赛场看到中国女性的模样 —— 不是被禁锢的弱者，而是敢于冲破枷锁的勇者。

那段影像早已成为奥运档案的一部分，栏杆上的手帕与贝雷帽下的辫子，成了跨越时空的符号。它提醒着后人：奥运从来不止是竞技的舞台，更是弱者抗争的战场。1936 年柏林的那一秒，李森和杨秀琼没能改写比赛结果，却为后来的中国女性运动员铺平了道路 —— 让 “CHN” 后面，从此可以稳稳地跟着 “她” 的名字。